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这首著名的白话诗经典《雨巷》，作者就是出生于杭州大塔儿巷的诗人戴望舒。想当年《雨巷》发表后，戴望舒一夜成名，那时中国诗坛公认有三大诗人——徐志摩、闻一多，再一个就是戴望舒。这短短几句犹如一幅意境悠远、忧郁静谧的油画，永远留在人们心底——只因这首诗不仅写出几乎所有男孩的梦想，也写出很多女孩的隐秘愿望。我一直认为，这样美丽的诗篇只有在江南特有的梅雨时节才能写出，而作者也只能是一位多愁善感的江南才子。
戴望舒年11月5日出生在杭州大塔儿巷，其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求索,坐着龙马拉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是风神飞廉作跟班。“望舒”，原来就是神话中替月亮驾车的美丽温柔的天神。戴望舒八岁上小学，十四岁进宗文中学，后在上海大学和震旦大学学习。这期间他与施蜇存等人共同编辑《现代》杂志，开始创作诗歌。年戴望舒赴法国留学，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回国后出版诗集《我的记忆》和《望舒草》等，并因传世名作——《雨巷》，而被称为“雨巷诗人”。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年戴望舒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年在北京病逝，年仅45岁。
诗人的一生常常丰富多彩，戴望舒的一生更值得大书特书，上述叙述显然过于简略。我们更想揭示的是诗人为何有如此浪漫和充满忧郁的心灵，以及那些美丽而忧郁的诗句，又是如何产生出来？
如此写戴望舒，首先要写的就是诗人心头那永远挥之不去的忧愁、那丁香一样美丽的忧愁。丁香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是经常出现的典故，其来源是一个哀伤的爱情传说。据说古代有个书生赴京赶考，傍晚投宿在一家小店。店主女儿看书生知书达理，心生爱慕之情，她想看看书生究竟有无才华，提出要和书生对对子。书生稍加思索便出一上联：“氷冷酒，一点，二点，三点。”姑娘正要开口说出下联，店主突然过来，见女人想私订终身，把女儿大骂一通。姑娘性情刚烈，竟然气绝身亡。店主非常后悔，书生也悲痛欲绝，再不想求取功名，就留在店中陪伴老人。不久姑娘坟头上竟然开满郁郁葱葱的丁香花，书生每日上山看丁香，就像见到姑娘一样。一日书生看着那丁香花，突然悟出原来这正是姑娘生前想对的下联：丁香花，百头，千头，萬头。书生的上联“氷冷酒”，三字偏旁依次是：“氷”为一点水，“冷”为二点水，“酒”为三点水。姑娘的“丁香花”，三字字首依次是：“丁”为百字头，“香”为千字头，“花”为萬字头。如此正是上下对应、精巧绝伦的一联，从此人们便把丁香花视为爱情之花和忧郁之花。
在《雨巷》中，戴望舒不仅赞美爱情，更有对人类美好理想常处于可望不可即之境地的惆怅，所以他才以“丁香花”比喻忧愁。戴望舒的情感天地和诗意空间极为广阔，除却爱情，他对人生的一切喜怒哀乐和生离死别，都有着特殊的敏感，而最终凭借其天才，化为那些美丽的“纸上的烟云”（何其芳语）。
生为诗人戴望舒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这不幸在于生理上的缺陷——童年时代一场天花夺去了他本属英俊的面容，使他脸上落下瘢痕。由此常常让他变成别人嘲笑的把柄，即便后来成为著名诗人，还是会受到朋友的嘲笑。如张天翼曾在《北斗》杂志上发表题为《猪肠子的悲哀》的小说，其中就有对戴望舒生理缺陷的嘲讽。还有一次戴望舒和几个朋友聚会，等到结账时，有人提议谁个子高谁付账。因为纪弦最高大家都盯着纪弦，纪弦便说应该是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听不懂就问什么叫装饰趣味。有人就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大家哄堂大笑。可想而知，处于朋友嘲笑中的戴望舒，此时内心是如何悲凉。好在诗人的自卑情结，可以凭借写作诗歌得以宣泄和排解，这是诗人的幸运，也是读者的幸运。且让我们欣赏几段：
是飘落深谷去的
幽微的铃声吧，
是航到烟水去的
小小的渔船吧，
如果是青色的珍珠；
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
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
迢遥的，寂寞的呜咽，
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寂寞地。《印象》
寂寞、寒冷和忧郁，差不多就是戴望舒诗歌中最常出现的词汇，当然，还有《雨巷》中的寂寥、愁怨和惆怅。人生多艰、世事无常，诗人的心灵当领会得最为深刻，对于戴望舒这样生理上有缺陷的人而言，就更能从生活的河流中截取最令人怅然的一段，敷演为那些可歌可泣的篇章。自然，作为一个伟大诗人，不能只沉浸于这些悲伤之中，而应指引读者领略世界的广阔和人生的深邃，为人类从而也是为自己寻找一条充满理想的道路——即便它依然不过是梦中的迷离和清醒后的叹息。且看他的另一首小诗：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
这就是参透人生所获得的感悟，这就是那种所谓于悲观中充满乐观、于无可奈何之中终能抬起头来昂然前行的姿态。没有迷惑了么，还是有的。庄子都无法解决的人生悲凉结局，我们的诗人也不能。但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诗人已经明白，也期望读者能够清醒——该是抓紧有限的人生，为人类也是为自己做点事情的时候了。
对于戴望舒诗歌的特点与价值，著名学者蓝棣之有精彩的评价：“曾经有人说戴望舒诗是诗坛的“尤物”，大概是说它美艳而富于可怕的诱惑性吧，自然这是寓贬于褒的。我愿意在正面意义上使用“尤物”这个词，我认为戴诗美丽而富于感情，有亲切、柔美的抒情风格。戴诗的魅力来自他那诚挚而忧伤的感情。……在他的诗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着他的理想，而孤独的游子的形象则往往是诗人自己。他的诗常常表现出游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劳，而这里的特点恰好又是对没有希望的理想付出全部的希望与真情。……他的诗自然不是反抗的和战斗的，但也不是环境的奴隶。他的成名作《雨巷》里的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显然受到命运的打击，但她没有乞求或颓唐，她是冷漠和高傲的，她仍然是那样的妩媚动人，她在沉重的悲哀下没有低下人的尊贵的头，像一面旗子一样地忍受着落到头上的磨难。诗人在这里坚持了人的尊严和顽强生命力的思想。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无法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戴望舒诗的悲剧主题。”
戴望舒一家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这是戴望舒的《偶成》，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喜欢。戴望舒和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对时间和空间有着极度的敏感并善于天才的表达，也总是流露出诗人所具有的淡淡哀愁。正是基于他对人生的悲凉之感，所以他特别珍惜人间一切真情：亲情、友情和爱情。这里我们说说他日常生活中和朋友交往的一些细节，以见“友谊”如何影响其诗歌创作。
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刘厚（字大悲）给予他很大支持。刘厚留法时学习农科，获博士学位后曾任里昂大学中方秘书长，为管理中国留学生的中方负责人。年戴望舒在法国留学期间，因无处筹措经费曾写信向刘厚寻求帮助，希望能够进入里昂大学。请求刘厚代“为舒向中法友谊会关说”以申请官费资助。他还托一位与刘厚相熟的朋友向后者求情。这位朋友给刘厚的信中说：“戴君窘涩日加，总以一方能成始得善后。盖戴君有欲归不得之苦。据戴君印象，似乎中法友谊会之费希望不大，是里昂方面为唯一之济舟。其情可悯，必大君子所乐施鼎力者。”由于里昂大学校内生名额有限，需按严格的考选程序，经过中法校方管理人员会议讨论方能决定，且主要决定权在法方管理人员。所以里昂大学校方在讨论戴望舒入校申请时，虽然当时戴望舒已有译作三十余种，但法方秘书却以其中有不属其专业的作品为由不予批准。
对此，戴望舒这位朋友在给刘厚的信中极力为其辨解：“以三十余种之译述，若少有几种不入系统之作，其情未不可谅，凡此皆书贾之请译者。戴君以现代南欧文学、法国近代文学为主，关于此二项者有三十之数，所余数册，虽少旁涉，皆第一流名作，国人所当知悉者。以戴君之年龄，有若许之著作，岂非一惊人之事乎？”他请求刘厚为之向法人相争，作最后的努力：“生悯其向学之诚，妄求先生为力，敢请下察微情，同俱此心，再施宠惠，为最后一步之努力。”刘厚等人了解戴望舒的才华，所以才为他努力争取，终于让他最终被收为里昂大学校内生。上述材料见于李长莉的《民国时期留学生爱国感情的生活基础——以留法官费生为例》，作者在访问里昂时曾特地查阅当年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档案，所以此事当真实可信。
戴望舒与施蛰存的友谊则是又一段佳话。他们不仅是浙江老乡，而且是同年考进上海大学的同窗。戴望舒刚开始写诗时并未引起反响，施蛰存就极力为他推荐。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当时刚创刊，从第一期就隆重推出戴望舒的诗，并在诗集《望舒草》的出版广告词中高度评价望舒的诗：“戴望舒先生的诗，是近年来新诗坛的尤物。凡读过他的诗的人，都能感到一种特殊的魅惑。这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节的，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施蛰存以《现代》杂志主编的身份称赞戴望舒，鼓吹“现代诗”，从而掀起一场三十年代的诗歌革命，使诗坛出现与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风格完全不同的诗歌，也极大提高了戴望舒的名气。与此同时，施蛰存写信鼓励远在巴黎留学的戴望舒坚持学业。原来戴望舒出国不久就开始后悔，总想早点回到恋人身边，并写信要施绛年去法国。施蛰存为了让戴望舒学而有成，写信叫他坚持学习，劝他不要让施绛年去法国。作为挚友，施蛰存不仅大力支持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和翻译，而且在国内身兼他的代理、亲友、财务总管等数职。戴望舒交给施蛰存的文稿，施蛰存总是认真负责联系发表、出版事宜，并每月给他汇出稿费。但这些稿费根本不足以应付戴望舒在巴黎生活，因此施蛰存还得在国内为他筹钱，有时还会把自己主编《现代》的全部工资都寄给他。
在施蛰存的资助下，中国诗坛出现了一个天才诗人，但戴望舒却失去了爱情——就在戴望舒去法后，施绛年开始和一个冰箱推销员相爱。也许，这就是作为一个天才诗人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罢。若真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宁愿不要戴望舒那些优美的诗歌而宁愿他收获爱情？
至于郁达夫，作为戴望舒的同乡和著名作家，其与后者的交往也值得一说。一般读者都知道郁达夫创作方面的成就，殊不知他的翻译也成就斐然，因为他精通德语，所以翻译了不少德语文学佳作。郁达夫曾经是戴望舒青年时代所崇拜的作家，因此当郁达夫在20世纪30年代由上海返回杭州居住后，戴望舒常借回家探亲之际与郁达夫多有交往，对此《郁达夫日记》中多有记载。特别是在年四月，郁达夫精心营造的“风雨茅庐”后，戴望舒和好友施蛰存专程同去拜访，郁达夫还写给戴望舒一副对联：
夜静星光摇北斗，楼空人语逼天河。
充满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抗战爆发后，戴望舒到香港主编《星岛日报》的《星星》副刊，即约请郁达夫为其主要的撰稿人。而郁达夫也没有辜负朋友的信任，在该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并在经由香港到新加坡时，在香港和戴望舒重逢。战时老友兼老乡相见，多有感慨。就在乘船离开香港的时候，郁达夫满怀深情地在写给戴望舒的信中说：
我这决心去万死投荒的活尸——这是托尔斯泰的一本戏剧，内容和我的事情很相像——不知会不会再回来；我的脚向船舱外的甲板踏了几脚，意思是等于西人电影里的投吻。不过西人是手投的，我却用了脚，这是对故国大地的最后一个亲爱诚挚的表示。
果然，到新加坡后的郁达夫，即主编《星洲日报》的《晨星》和《繁星》副刊，和戴望舒的《星座》副刊遥相呼应，连名字都有关联，为抗战共同呼喊。最后郁达夫不幸被日本宪兵杀害。而戴望舒也在日*占领香港后被关进监狱，遭受严刑拷打，后经友人营救方才脱险。就因为日*占领香港后他没有及时离开，日后他反被人指责有汉奸嫌疑，所幸这种指责被中共在文学界的领导人制止，戴望舒才没有蒙受不白之冤。此为后话。
年初，曾经蒙受“附日”冤枉的戴望舒决定回到北方。这时，卞之琳从英国回国路过香港，戴望舒决定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挽留的香港朋友说：“我不想再在香港呆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到北京不久，戴望舒被安排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负责法文科工作，对于这项工作，他十分欣慰，曾向新闻出版总署的负责人胡乔木表示要决心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然而就在这时，他的哮喘病已严重到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为了工作他听从医生建议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在家里自己动手打麻*素针治疗。年2月28日上午，他照例自己打麻*素针，为了能早点治好，他加大了剂量，结果注射后不久，引发心脏跳动异常，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也许就因为他是给自己注射药剂，所以有一种传言说他是自杀。然而，分析戴望舒当时的心理和思想状况，此说似不可信。不过他在当时的文学界遭受某种不公正的对待，却是事实。年7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戴望舒却参加的是美术代表团，总让人多少感觉有些意外。联想到抗战胜利后他所遭受的指责，也许文学界内部对他还是有些偏见吧。
一生命运坎坷的戴望舒终于迎来曙光，又不幸过早离世，这对于戴望舒自然残酷。所幸的是，他去世后得到他应得的荣誉：《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他逝世的消息，有关领导人沈雁冰、胡乔木等参加了全国文联和国际新闻局联合主持的追悼会，其中胡乔木不仅讲话而且当场背诵好几首戴望舒的诗歌，给在场的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过，最了解他的还是卞之琳，他在悼念文章中说：“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觉得悼惜的是：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能，却忽然来不及了。”
忽然来不及——人生往往有此遗憾，卞之琳不愧为诗人，发此富有诗意的感慨。是的，人生一世，谁也不知道哪些事情来得及哪些来不及，那就发现有值得做的就赶快做吧。
比如戴望舒的《雨巷》写的就是杭州市区内的大塔儿巷，可惜今天的大塔儿巷早已没有了当年《雨巷》中那种曲折迷离、朦胧怅惘的美丽，只因为它的四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而小巷本身也处于奄奄一息状态，不但缩短和被改造了很多，而且恐怕早晚要被彻底拆掉以便为建造更多的高楼大厦让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杭州的优秀诗人，我们是否该为大塔儿巷的保留做点事情呢？倘若真能如此，九泉之下的戴望舒，也许会流露出欣慰的笑容。
最后且引戴望舒《古神祠前》中的两节作为结束，以此表达我们对诗人的敬意：
它飞上去了，
这小小的蜉蝣，
不，是蝴蝶，它翩翩飞舞，
在芦苇间，在红蓼花上；
它高升上去了，
化作一只云雀，
把清音撒到地上……
现在它是鹏鸟了。
在浮动的白云间，
在苍茫的青天上，
它展开翼翅慢慢地，
作九万里的翱翔，
前生和来世的逍遥游。